当余友涵先生故去，我们尝试展开并组织起对他的研究时，我常常会想象起余友涵先生的晚年，他病中的生活，囿于一隅，无法继续骑着他心爱的自行车走在上海的马路上，也无法用画笔在画布上游走。在那样的光阴中，在他或明或暗的记忆里，他一生中行路的轨迹和画布上跋涉求索的历险，如何存在于他的脑海？

在今天固然可以笼统地这样说，艺术是余先生个体生命轨迹的显影，是精神跋涉的证词，但对研究者而言，他的艺术所容纳的和意味着的，远远不止于此。余友涵先生曾说，“我从抽象主义到现实主义，但我的‘现实’不是去直接关注具体的生活细节，我所具有的是关乎社会和历史的一种整体、宏观的感受。我希望作品和现实有一定距离，就像是站在月亮上看中国。”——“月亮”，在这里代表了一个绝对的、抽离的、超越性的视角。这并非为逃避现实，而是为了拒绝被现实的即时性、琐碎性和意识形态所吞没。

他的艺术实践，无论是早期的风景写生还是后来的抽象，都不是对现实形状的摹写，而是试图捕捉支配现实的“形式”或“结构”。另一方面，“站在月亮上看中国”，这一表述将“月亮”与“中国”并置，而非与“地球”或“人间”对照，从而构成一个批判性的位置，一个充满张力的思想支点。此种“外部性”视角，及其对现实所采取的距离，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一个核心命题：知识分子如何借外来之镜审视自身传统，又如何以传统为参照批判现实，而最终这些“外部”视角又往往被吸纳、内化，形成新的悖论与断裂，迫使我们不断重新追问批判的位置与立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总是通过自己的绘画，在试图提炼和确认一种属于中国的“总体性”。

本次展览以“形之道”为线索，试图串联起余友涵探寻形式与意义的整个历程。展厅中设置了一组屏风式展墙，如散落之书页，构筑起思与视的空间节奏。展览第一部分，呈现余友涵1970至80年代的风景绘画。在那些浸润着上海弄堂湿气与山林微风的画面中，艺术家以温润的笔触捕捉着城市的街道、郊野的薄暮与河岸的倒影。这些作品并非简单的自然摹写，而是通过斑驳的光影与流动的笔意，悄然瓦解着彼时主流的绘画框架⸺树影婆娑处潜藏着塞尚的几何秩序，水波荡漾间萌动着抽象的基因。当同代的绘画实践者仍困守于艺术对大众的工具意义时，余友涵已在对景造境的践行中，叩响了通向现代主义的门环。第二部分则聚焦于余友涵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艺术转变。原先孕育于风景中的抽象因子，经历精神熔炉的淬炼，逐渐升华为纯粹的形式语言。画布上的色块与线条，既如老子所谓“大制不割”般浑融无界，亦暗合西方现代主义的理性结构。步入晚年的创作，打破了抽象和具象的边界，更显露出返璞归真的精神境界。画面中的笔触和用色愈发凝练、节制，色彩关系空灵，那些游走于抽象与意象临界点的“圆”，既似星辰轨迹，又如水墨氤氲。

余友涵的“形变”之途，从具象的温度走向抽象的思辨，并最终打破了所有参照框架对于绘画的理解方式，抵达形神相忘、物我交融的哲学之境。那些震颤的边界与层叠的笔触，不仅记录了个体与形式与造型法则、内容和去意义之间的角力，更铭刻着一代人在历史转型中重建意义座标的努力。“形之道”终究是“心之道”——它提醒我们，任何真正的艺术革命，必然同时是对文化政治与生命政治的重新勘测。当观众穿行于作品之间，或可领悟：所谓现代性，正是在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的双重引力中，完成自我超越的历程；而一切对于形式的坦诚探索，终将指向心灵的自由。

文/应空间创始人 赵剑英